班德拉(班德拉旗帜红黑)

2023-01-14 03:26:07 作者：一线足球

斯捷潘.班德拉何时在德国坐牢

斯捷潘.班德拉1934年在德国坐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复国，加利西亚成为波兰的领土，从1931年开始，班德拉就成为民族主义者的代言人，随后便被任命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地方委员会负责人和乌克兰起义军的司令员。1934年，他因组织密谋暗杀波兰内务部长而被判处死刑，但过了不久，他就被改判为终身监禁。1939年9月德波战争后他被释放。

魔鬼的重生：一个纳粹帮凶，是如何变成“乌克兰民族英雄”的？

前言： 1943年7月11日，对于乌波边境的波兰人来说，是个绝对糟糕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投靠纳粹德国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升级了对波兰人的屠杀政策。仅仅一天之内，167个村庄的近10万波兰人，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以各种方式虐杀。其残酷程度，连臭名昭著的纳粹德国党卫军，都有点看不过眼了，要求这些乌克兰仆从军，注意“国际影响”。而直接领导这群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投靠纳粹德国，制造惨绝人寰的“沃伦大屠杀”的幕后凶手，就是被视为乌克兰版“汪精卫”的斯捷潘·班德拉。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却在2010年，被亲欧美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授予“乌克兰民族英雄”的称号。现代很多乌克兰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更是将其视为乌克兰“国父”。这事就挺奇葩的，一个帮助德国纳粹搞屠杀的凶徒，是怎么变成“乌克兰民族英雄”的呢？斯捷潘·班德拉，被视为乌克兰版本的“汪精卫”，自然是有原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德国灭国的波兰复国，而此时的乌克兰，也因为十月革命，短暂的从沙俄领土之中独立出来，形成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两个同样在周边大国干涉下，独立出来的国家，在彼此边境的划分上，有些混乱。一些乌克兰人居多的地方，被划给了波兰；一些波兰人居多的地方，被划给了乌克兰。这样一来，就促使一些民族不平等的现象出现。比如后来发生屠杀惨案的沃伦这个地方，居住在这里的，大部分是乌克兰人，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波兰人。但在版图上，它是归波兰政府管辖的。因此，居住在沃伦地区的少数波兰人，就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对当地占大多数的乌克兰人，多有剥削和镇压。斯捷潘·班德拉，就是在这种民族不平等的环境下长大的，从小心里就累积起了对波兰人的仇恨，立志要通过暴力手段，建立一个乌克兰人统治的国家。 1934年，因为刺杀波兰政府高官，斯捷潘·班德拉被捕入狱。也因此之故，在当时一些乌克兰人眼中，斯捷潘·班德拉是争取乌克兰民族平等地位的“英雄”。但1939年以后，波兰被苏德瓜分，斯捷潘·班德拉因为不仅反波兰，也反苏联，所以受到纳粹德国的拉拢。在1941年6月，德国建立乌克兰傀儡政府时，让他做了“乌克兰”总统，也因此之故，后来一些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把他视之为乌克兰“国父”。与纳粹德国合作的斯捷潘·班德拉，逐渐暴露出他的本性。这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极端狭隘民族主义者，他不仅大肆报复波兰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沃伦大屠杀”。甚至连乌克兰人自己也不放过，曾经把一位寻求乌克兰独立的温和派领导人的妻子，绑架之后，折磨了2周后处死。后来德国对苏联宣战，斯捷潘·班德拉和他领导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彻底成为纳粹的仆从军，不仅帮助纳粹德国攻击苏联红军，还到处搞暗杀，制造惨案，威胁那些亲苏的乌克兰人民。二战胜利后，作为纳粹德国的帮凶，斯捷潘·班德拉和他率领的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武装，一起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他本人也被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暗杀。此后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一直在苏联的管辖之内，自然不可能为斯捷潘·班德拉“翻案”，但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这种情况立刻变了。那么，为何乌克兰一独立，曾经帮助纳粹德国，搞大屠杀的刽子手，就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民族英雄”呢？为何苏联解体之后，斯捷潘·班德拉就从一个纳粹分子，变成了“民族英雄”？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跟乌克兰的“国家认同”有关。“国家认同”是个有点哲学的概念，它有点类似于一个人对自我的认知。个体的人，区别“我”和“你”，“我”和“他”的不同，通常会涉及三个问题，也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去哪里？” 其中“我是谁”，往往是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定义自己。比如我是某某人的父亲，某某人的孩子，某某人的丈夫。这三组关系，就定义了“我是谁”的概念。国家也是一样的。当你问一个中国人，中国是谁？那么每一个中国人脑海之中，都会自动地浮现出一些相同的认知。比如我们是一个有着5000年不间断历史的文明古国，比如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再比如我们使用同样的，独一无二的方块字等等。这些每一个中国人脑海之中，对于自己国家的相同认知，或者说共同的记忆，就是中国的“国家认同”。但乌克兰这个国家比较特殊。地理意义上的乌克兰，存在的时间很久了。但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乌克兰，存在的时间却很短。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乌克兰这个民族，跟俄罗斯民族是融合在一起的。它们有相同的起源，相同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有太多同属于一个国家的记忆。这种状态下，想要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区分“我和你”，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而这种区分如果不能完成，就很容易出现眼下顿巴斯地区遇到的问题，他们在法理上是属于乌克兰的领土，但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却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一心想要并入俄罗斯。因此，苏联解体后，摆在乌克兰政府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现代意义上的乌克兰这个国家，跟俄罗斯给区分开来，避免出现乌克兰某个地区的人民，哭着喊着要加入俄罗斯的现象。而想要做到这一点，最快的办法，就是仇恨。因此这些年来，乌克兰政府不断地向人民重复一个“故事”，那就是苏联统治期间，乌克兰是如何被俄罗斯压迫，剥削，占便宜的。如果做一个比喻的话，就是乌克兰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为“捡来的孩子”，讲述“苏联母亲”在自己这个“捡来的孩子”，与俄罗斯这个“亲生的孩子”之间，是如何区别对待的。以此来加深乌克兰人民，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从来都不是家人”的认知。但问题是，苏联真没把乌克兰当“捡来的孩子”，恰恰相反，还经常“偏心”乌克兰，把本来属于俄罗斯的克里米亚，都划给乌克兰了。其它像黑海造船厂，安东诺夫设计局，马达西奇航空发动机公司之类的优质资产，都建立在乌克兰境内。因此，乌克兰想要建立自己的“国家认同”，首先就要推翻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对苏联的共同记忆。在这种动机的诱使下，这些年来乌克兰政府推倒国内的列宁雕像，抹黑参加二战，抗击纳粹德国的乌克兰二战老兵，同时把斯捷潘·班德拉这样的纳粹分子，极端狭隘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塑造为自己的“民族英雄”。从本质上讲，这就是要推翻苏联时代留下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共同的国家记忆，彻底地把乌克兰，和俄罗斯区分开来。那么，为何这种想法没能成功，反而促使顿巴斯和克里米亚等地区，更加强烈地想要加入俄罗斯，进一步瓦解了乌克兰这个国家的“国家认同”呢？乌克兰政府，有意无意地纵容极端民族主义者，甚至不惜把斯捷潘·班德拉这样的纳粹分子，塑造为“乌克兰民族英雄”，引得波兰，乃至其它在二战中，受到纳粹迫害的国家不满，目的就是为了尽快的完成乌克兰的国家认同。可为什么，这么做不但没能达成目的，反而促使克里米亚，顿巴斯地区的人民，加速了公投加入俄罗斯的进程，乃至于现在导致俄乌战争爆发，国家面临进一步分裂的危险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对于人类来说，国家认同固然是个很大的概念，但总有一些更高的东西，是超越国家的。比如人们对纳粹主义的恐惧。别说是本来就亲俄的东乌克兰人，继续这么搞下去，稍微理智点的西乌克兰人，也得跑去俄罗斯或者其它国家了。乌克兰政府为了尽快完成国家认同，不惜把制造大屠杀的纳粹帮凶，塑造成“乌克兰民族英雄”，这个举动，带来的影响，是超越国家概念的。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在乌克兰政府的这种纵容下，迅速崛起。以亚速营为代表的，乌东极端民族主义武装，在顿巴斯地区制造各种惨案，连背后支持他们的美国都看不下去了，美国国会在2015年，还特意因此通过了一项禁止向亚速营提供武器和经济支援的法案。虽然这份法案在后来，又因为中情局的介入给撤销了。但由此也可以一斑窥豹，看出这些人被普京称为“新纳粹主义”，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于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人民来说，认同不认同乌克兰这个国家先不说，看到乌克兰政府支持亚速营这种带有纳粹主义色彩的武装力量，为了避免被屠杀，也得哭着喊着加入俄罗斯。法律学上有个说法，叫“如果没有程序的正义，就没有结果的正义”，作为一个联合国承认的主权国家，乌克兰想要尽快完成自己的国家认同，本来是一件谁也挑不出理的事情。结果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却放出了“新纳粹主义”这个魔鬼，就是典型的想要用错误的方式，实现正义的结果。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班德拉的生平经历

从1931年开始，班德拉就成为民族主义者的代言人，随后便被任命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地方委员会负责人和“乌克兰起义军”的司令员。1934 年，他因组织密谋暗杀波兰内务部长而被判处死刑，但过了不久，他就被改判为终身监禁。后纳粹攻入波兰，1939年9月，他被释放。1940年，班德拉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革命小组的领袖。1941年，纳粹的傀儡“乌克兰国”在利沃夫宣布“独立”，他随即被选为这个独立政府的成员之一。为实现乌克兰的独立，他开始为纳粹效力，苏联战役打响后被软禁，后被关进纳粹集中营，但其属下的武装仍为纳粹效力，并参与了1944年镇压华沙起义的行动。战后，苏联重新控制乌克兰，“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起义军”没落下来，他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流亡西方的领导人。1959年10月15日下午1点05分，在慕尼黑Kreittmayr大街7号一所公寓的入口处，斯捷潘·班德拉被发现倒在血泊中，但尚有一丝气息，不过很快便断气了。尸检显示他死于中毒。两年后的1961年11月17日，西德司法部宣布暗杀斯捷潘·班德拉的凶手是博格丹·斯塔申斯基，他奉谢列平和赫鲁晓夫的命令执行这一任务。经过对斯塔申斯基的周密调查后，法院从1962年10月8日到15日对此案进行了审理。判决于10月19日公布，斯塔申斯基被判处8年监禁。西德最高法院在卡尔斯鲁厄对班德拉谋杀案进行确认后，认为苏联政府对此案负有主要责任。1959年10月20日，斯捷潘·班德拉的遗体在慕尼黑森林公墓被埋葬。2010年1月，乌克兰总统尤先科追授斯捷潘·班德拉“乌克兰英雄”，引起波兰的强烈抗议，原因在于班德拉领导的武装组织于二战时期在波兰东部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当时有10万波兰人遭到杀害

班德拉的简介

1909年1月1日，他出生在加利西亚（伊万诺沃州）卡卢什区的 Uhryniv Staryi村，这个地方当时被奥匈帝国统治着。他的父亲安德烈·班德拉是Uhryniv Staryi村的希腊天主教牧师。他的母亲米洛斯拉娃·班德拉来自一个牧师世家，是Uhryniv Staryi村另一位希腊天主教牧师的女儿。

斯捷潘从小就与父母和祖父母共同生活。在乌克兰民族主义、民族文化和民族政治与公共利益的气氛熏陶下，他在Uhryniv Staryi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1922年春天，他的母亲死于肺结核。

流浪了8年的矿工，回不了家的浪子

现在，世上没有哪支足球队的命运比顿涅茨克矿工队更特殊。2014年，因顿涅茨克成为乌克兰政府军和独立武装交火的前沿阵地，这支球队已经被迫在乌克兰其它三个城市之间流浪了8年之久。随着2月21日俄罗斯宣布“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独立，这支球队看起来很难回家了。顿巴斯竞技场外杂草丛生，一片萧条。老实讲，在真正的战争爆发之前，是“没有硝烟的战争”足球，让世上更多人知道有顿涅茨克这么一个地方存在。顿涅茨克矿工俱乐部，队徽上有两把铁锤，一把煤炭，一簇火焰。得益于矿业大亨、乌克兰首富里纳特·阿赫梅多夫对家乡球队的投入，自2002年队史首次夺得乌克兰联赛冠军以来，顿涅茨克矿工队拿到了20个联赛冠军里的13个，彻底取代了首都的基辅迪纳摩成为了乌克兰足坛新的统治者。由此，这支始建于1936年的工人阶级球队，得以有机会在最近20年的时间里频繁参加欧冠联赛，跟巴萨、皇马、拜仁这样的世界顶级豪门轮番交手—— 如果你看过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里的那句表述“真正把整个欧洲连在一起的是足球”，你就能明白，这是乌克兰在当代欧洲版图里最重要的存在证据之一。顿涅茨克矿工队队徽演变史然而，荒诞得近乎有趣的是，顿涅茨克矿工早就不在顿涅茨克了。自2014年顿涅茨克州顿巴斯地区成为乌克兰政府军和独立武装交火的前沿阵地，顿巴斯竞技场因战火受损严重，矿工队就被迫离开故土，先后把主场临时搬迁到西边的利沃夫、哈尔科夫、基辅。他们最近的4个联赛冠军，以及2020年欧冠那场3比2力克皇马的伟大胜利，是在流浪途中取得的。普京这次发言，只不过是提醒了大家：哦，原来顿涅茨克矿工已经流浪8年了，他们一直想回家的愿望现在是不是彻底破灭了？习惯了流浪的矿工平静如常。很多球迷在普京发言后去搜俱乐部的官方账号，发现他们没有任何表态，只发布了一条跟比赛有关的帖文：联赛冬歇期已过，球队将在2月26日的临时主场哈尔科夫迎来2022年的第一场比赛，希望球迷购票去观看。顿涅茨克矿工队的推特发了一场比赛预告信息，但图片里隐藏着一张不显眼的乌克兰地图。战争的氛围就是这样，越沉默，越异常，越压抑。不管官方账号如何装作平静，底下还是出现的扎眼的评论：“你们在参加俄罗斯联赛吗？”况且，还是有细心的人发现了，推特上这张球员照片的胸口，有一个完整的乌克兰地图图案。体育无关政治？流浪习以为常？不可能的。其实过去8年，所有跟顿涅茨克有关的人都在用不同的选择证明残酷的现实：裂痕无法忽视，站队不可避免。新足球联盟主席和寡头老板谁背叛了谁？一个叫伊霍尔·佩特罗夫的前乌克兰国家队队长，旗帜鲜明地举起了独立大旗。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在1992年成为国际足联会员国。出生于顿涅茨克州小城霍利夫卡的中场球员佩特罗夫在1994年戴上了乌克兰国家队队长的袖标。现在，霍利夫卡成为政府军和独立武装分子反复割据的前沿阵地，双方各控制一半。佩特罗夫如今的身份是“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足球联盟主席，听起来他已经是个明确的反乌克兰分子。佩特罗夫在球员时代曾去以色列踢球，但他在乌克兰国内踢球的时光全部在顿涅茨克度过。佩特罗夫职业生涯三度效力于矿工，出场超过281场。退役后，他在顿涅茨克创建了第一所儿童足球学院，该学院后来被矿工队吸收为青年梯队。因为在场外为青少年体育做出的种种贡献，他在2011年收获了“劳动与勇气” 乌克兰国家奖章。这个奖章现在倒显得有点尴尬。曾经的乌克兰国家队队长伊霍尔·佩特罗夫，现在是“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足球联盟主席。佩特罗夫并不孤独。留在顿涅茨克试图振兴当地足球的还有德格捷列夫。足球史上最伟大的门将之一列夫·雅辛1977年把德格捷列夫视为自己在莫斯科迪纳摩队的接班人，但德格捷列夫拒绝离开家乡俱乐部。德格捷列夫曾经为苏联国家队出场16次，俱乐部职业生涯则全部在矿工队度过。如今，他也加入了这个尚未被承认的共和国的足球联盟。对佩特罗夫和德格捷列夫来说，这是一项伟大的艰巨的但更显尴尬的任务，不仅因为“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足球满目苍夷，更因为他们失去了主心骨——矿工队。 2014年战争爆发后，矿工队远走他乡，一直保留顿涅茨克的名字。顿涅茨克人不会否认这是一支血统纯正的主队，这个名字很难从他们身上被剥夺。这支球队明显比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俱乐部更顽强，后者在2014年克里米亚地区单方面宣布脱离乌克兰后，宣告解散。矿工队的榜样是塞浦路斯的法马古斯塔俱乐部，尽管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悲伤。1974年土耳其后裔占领法马古斯塔部分地区独立建国，俱乐部被迫搬到了塞浦路斯另一座城市拉纳卡，从此这家偶尔也参加欧联杯资格赛的球队再没有回到过家乡。不过，近50年过去了，俱乐部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队名“法马古斯塔”，球队的狂热球迷组织Ultras自命名为MAXHTEC（战士），意思是永远不要停止战斗，直到返回心爱的法马古斯塔镇。矿工队狂热的球迷很多年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里是否会有自己的职业联赛，顿涅茨克地区又是否会有一支新的顿涅茨克队存在？佩特罗夫心想矿工队如果不搬走该多好，作为精神图腾，他们一定有助于把“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凝聚在一起。有报道称，乌克兰首富阿赫梅托夫目前总财产为76亿美金，但在2014年顿涅茨克发生战争之前，他的资产高达223亿美元。跟绝大多数商人一样，阿赫梅托夫呼吁“和平解决危机”。在资本寡头阿赫梅托夫的投入下，顿涅茨克矿工队2002年首度夺得乌克兰联赛冠军。对阿赫梅托夫来说，矿工队还在手里，家乡似乎就还在手里，足球在很多地方的意义总是超出了体育。可是俄罗斯外交代表康斯坦丁·多尔戈夫的意见针锋相对：“阿赫梅托福不仅偷走了矿山和工厂，而且还带着我们的足球俱乐部跑到了他所谓的‘联合乌克兰’，那个俱乐部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死了。” 多尔戈夫以主人的口吻说：“我们将收回自然资源和体育场，未来在我们这里踢球的将不是巴西人（阿赫梅托夫花巨资买了很多巴西外援），而是来自顿涅茨克的男孩们，他们准备为了俱乐部的荣誉和我们的地区而死在球场上。” 不唱国歌的“叛徒”和等着回家的异乡人往西流浪的几年，4连冠的成绩足以证明球队是团结的。队长斯尔纳说，战争让球队的凝聚力变得更强。他说了作为队长必须说的话，但那不一定意味着他说的全是实话。战争没有破坏职业球员的追求，但一定破坏了更衣室的氛围。 2015年2月，矿工队刚刚搬到靠近波兰的利沃夫，即将“主场”迎战德国豪门拜仁慕尼黑。左后卫什夫楚克接受采访时表现出了他回家般的兴奋。他确实回家了。他来自卢茨克，一个离利沃夫只有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小镇——他是那种忙碌的爱国者，他努力向所有矿工队的球员教授乌克兰国歌。“上个月我都没怎么睡好，我整天看新闻广播，整夜做噩梦。我所要求的只是结束战争，一个统一的乌克兰。” 但队友拉基茨基对战争有不同的看法，他来自顿巴斯地区，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从2014年开始，他在代表乌克兰国家队踢比赛的时候，拒绝在比赛前奏唱乌克兰国歌。“我出生在顿巴斯，一个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方。在那里长大的我们有一种特殊的心态，我们自己的文化。” 跟什夫楚克截然相反，拉基茨基讨厌主队搬到利沃夫比赛，因为他从能看到利沃夫球场看台上挂着二战争议性人物斯捷潘·班德拉的横幅。对于西边的利沃夫球迷来说，班德拉是领导乌克兰实现独立的民族主义英雄，但对于从小在东边顿涅茨克说俄语长大的拉基茨基而言，班德拉是跟德国人合作组织过反苏游击队的法西斯战犯。对很多乌克兰球迷而言，斯捷潘·班德拉是他们推崇的民族英雄，但对顿涅茨克地区民众而言，情况则恰恰相反。拉基茨基职业生涯为顿涅茨克矿工出场210次，在随球队流浪4年之后，拉基茨基选择离开。2019年1月，他加盟了俄罗斯超级联赛俱乐部泽尼特。拉基茨基这次的转会选择惹怒了很多乌克兰球迷，因为泽尼特由俄罗斯国有能源巨头赞助，而他们曾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中切断了向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拉基茨基代表乌克兰国家队出场过54次，自转头泽尼特后，拉基茨基再没被乌克兰国家队征召过。跟拉基茨基遭遇相同的，还有叶夫恩·塞列兹尼奥夫，一个出身于顿涅茨克矿工、效力过第聂伯罗队的前锋。第聂伯罗曾在2015年杀入欧联杯决赛，一度1比0领先，离欧洲冠军奖杯咫尺之遥。同样是因为乌克兰东部的战争冲突，第聂伯罗在2015年临时把主场搬到了400公里以外的首都基辅，但转年他们就因为缺少阿赫梅托夫那样的寡头老板而陷入经济困境。塞列兹尼奥夫在2016年选择加盟了俄罗斯球队克拉斯诺达尔，他当时对媒体的回应是：“我从来没有把体育和政治混为一谈。也许有人说我是叛徒，我不知道。但我没有背叛任何人。” 或许，只有见怪不怪的顿涅茨克老队长斯尔纳能适应这一切。他是个从小就饱受战争创伤的前南斯拉夫——准确地说是现克罗地亚人。 2015年，很多外援离开了矿工队。道格拉斯·科斯塔被卖到了拜仁，特谢拉以5000万美金的身价，加盟了中超江苏队。斯尔纳则选择了留下。这不是斯尔纳人生遭遇的第一次战争。二战时，他的祖母和姑姑在家中被活活烧死，祖父则被狙击手击毙；他的父亲进入了斯洛文尼亚一个寄养家庭，在那里忘记了自己的语言和名字，直到成年后才重新连接到自己的真实身份。南斯拉夫内战爆发时，斯尔纳10岁，一家人在克罗地亚流离失所。当他带着女儿被迫搬离顿涅茨克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自己父亲当年夏天的样子，他现在对女儿说的话就和他自己当年听到父亲说的话一样： “有时她会问我一些我无法回答的问题，比如问我为什么我们要离开顿涅茨克，我说那里在修路，在建机场。几天后，她想知道维修是否还没有完成。‘还没有，’我说。” 斯尔纳成为顿涅茨克矿工队现任体育总监斯尔纳以球员身份在顿涅茨克效力了15年，为球队出场493次，拿下10座联赛冠军、7座乌克兰杯冠军以及唯一的欧联杯冠军，是队史上最伟大的球员无疑。斯尔纳职业生涯最后一年在意大利的卡利亚里俱乐部效力，退役后他决定返回还在流浪中的顿涅茨克矿工队担任助理教练，2020年他成为俱乐部体育总监。他几乎把自己的跟这支未来不知在何方的球队绑在一起了。这些年斯尔纳在场外做了很多事。乌东战争爆发那一年，他从克罗地亚购买了20吨橘子，寄给顿涅茨克当地受到战争威胁的小学生。2016年4月，他又给该地区寄宿学校捐赠物资。 “顿涅茨克是我的家，乌克兰是我的第二个国家。我们的本土球迷居住在顿涅茨克的顿巴斯，我们必须记住帮助儿童和老人的重要性。”斯尔纳说：“战争结束后，我们将返回顿涅茨克，亲吻街头。” 现在，矿工队真正的主场顿巴斯竞技场，已经杂草丛生。斯尔纳还有机会带女儿回家吗？